解读柳下惠连载第四节明代纪念

第四节明代：纪念和圣第一个高潮

（一）

唐、宋、元三朝，典籍中关于纪念柳下惠史料阙如，然《展氏族谱》有如下记载：

“唐玄宗开元十三年（），诏先圣子孙并免赋役。”

“金章宗明昌五年（），诏先圣子孙免赋役。”

“元太宗十年（），凡系诸圣贤后免差役。”

这3条文字只涉及“先圣子孙”免除徭役，与祭祀“先圣”无关。而且，在这段历史时期内，柳下惠是否被列入“先圣”行列，其后裔享受优惠待遇，我们亦无从知晓。再进一步考察，这三条记载的真实性也难以得到证实。然而，既然《展氏族谱》有此记载，想必亦有所本，故转录于此。

现存元代文字史料中惟一与柳下惠有间接关系的是《展氏先茔之记》。此《记》碑于元祐五年（）由鹿思固撰文、李克公书丹，原立于今山东新泰楼德镇王庄村南展氏祖茔中。清金棨《泰山志·金石》有著录。《记》文开头便说：“夫展氏，鲁大夫无骇之后。《春秋·隐公八年》：‘□□□（无骇卒？）……请谥与族……族氏□（展？）也。’公以无骇出于公子展，遂命为展氏。礼法：诸侯以字故也。”这里，尊无骇为展氏始祖，尚未以无骇之子展禽为始祖，说明“和圣”名声在元代远未达到明清时代的高度，缺乏祭祀之类的史料自在情理之中。

进入明朝，在肥城县展家洼村（后划归平阴县）祭祀和圣活动最为集中，也最为虔诚。民国五年（）《展氏族谱》详记云：

“明洪武二十五年（），我友才[1]祖复自青益[2]迁居平肥东三界间，立村名展家洼。因于庄后迎銮隄前，创修祠庙[3]，以奉祭祀。至隆庆六年（）复卜于庄之东偏，建修拜殿三楹，置龛中间，塑像其内（图）。殿东立书院一所，堂房、南屋、东屋各三间。又于殿西北隅，盖土屋以为看守祠庙之所。门庭墙垣焕然一新。明学道题为‘和圣故里’，肥邑邑侯王维精书丹立石。每岁春秋二仲丁祭，阁族咸集，尊卑有等，长幼有序，既以报本追远之诚，且以尽敦宗睦族之道，庶圣祖之遗风犹有存焉者乎？”

据清[康熙十一年]《重修肥城县志·古迹志》载：“和圣祠：在境内柳滩社地方，离城六十里，历代奉祀有人。至前朝天启年间，知县王惟精申详嫡派六十四代孙展芳名奉祀。”

展家洼“和圣祠”乃和圣68代孙展友才于明洪武间创建，怎么下去年到明天启年间（～），又变成由64代孙展芳名主奉祀了呢？令人殊不可解。查民国五年（）续修《展氏族谱》，知展芳名（字兰馨）乃和圣73代孙。这样才对得上头，理顺了关系。展芳名，“奉祀生，入《肥城县志》。”他的继任者亦是和圣73代孙展芳韵，字伯琴，号西侯。以后空缺。

比展家洼和圣祠创建时间稍晚的，是河南焦作市山阳区新城办事处恩村的和圣祠，“据史料记载，该祠建于明正德年间，又经清乾隆十九年、光绪十七年两次增修。现存门楼一座、东厢房基础一处。门楼上部有木质雕刻“和圣祠”木质牌匾。”[4]（图）

明正德年间（～），在嘉靖朝（～）之前，即在嘉靖十五年允许民间建祠堂、祭始祖之前，实是一件突破成例的善举、勇敢之举。该祠由承恩柳氏四世祖凤巢、凤周主持，因迁来日浅，财力不足，当时只建了和圣殿、拜殿、前后花园及围墙。和圣殿为木构架歇山顶，布筒瓦屋面；拜殿为木构架卷棚，布筒瓦屋面。

正德“和圣祠”遭明末战乱，损坏严重。后经清乾隆十九年（）、光绪十七年（）两次修葺扩建，才赖以保全。所幸后来屡遭天灾人祸，一直残存至今。它是目前海内外惟一遗存的祭祀和圣建筑物，弥足珍贵。

（二）

从现有资料看，明嘉靖以前，祭祀和圣活动仅局限于山东兖州、展家洼和河南焦作三地，而到嘉靖年间，纪念地迅速扩大。

先是在公元年（明嘉靖十三年），《开州志》首次写道：“展禽墓：在州东南柳村里之曹家庄午星镇。”明开州治今河南省濮阳县。清[光绪]《开州志·古迹》记载更加具体：“柳下堆：在州东南八公桥四里许，相传为和圣墓焉。”经著者考证，被指为“和圣墓”的“柳下堆”（今称刘堌堆）在春秋时属卫国地，不会葬鲁吏。（详本书中编节第五章第二节）但这并未降低我们将其视为纪念墓地的价值。在古代历史上，一个名人有几处坟墓并不足奇。在这几处坟墓中只有一处为真墓，或全部为假墓。人们全当作真墓祭拜，表达的却是虔诚真情。

清[光绪]《开州志·陵墓》引旧《志》云：“明万历中知州沈尧中特表其处，建碑增祀。”所建碑碑文为“和圣柳下惠之墓”，立于“柳下堆”前。“增祀”，就是原来没有祭祀，从“建碑”后新增祭祀活动。

“增祀”情况如何？从清[光绪]《开州志·古迹》追记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盛况：“明势家刘松潭以春秋供祀殷繁为由，移堆前石记于刘家大寨古堆前。”

“春秋供祀”这种礼制具有悠久历史。《孝经·丧亲章》云：“春秋祭祀，以时思之。”这种祭祀在每年春秋两季的仲月即二、八月进行。它本来是子孙对祖先的一种追念仪式，后来扩而大之，用到了古昔圣贤身上，远远超出了同姓同祖的宗法范围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尊奉先贤的传统礼仪和习俗，表现出中华民族向贤向善的精神追求和强大的凝聚力量。

所谓“春秋供祀殷繁”，实际包含的意思大概有这样几层：

一、供品殷繁。一般说来，除猪、羊肉和醴酒之外，还有各种食品。特别是秋祭，时令蔬菜、果品、新粮，更是丰富多彩。

二、次数殷繁。每年春秋两祭，年年如此，从不中断，这才称得上“供祀殷繁”。据清[光绪]《开州志》，因为“供祀”如此“殷繁”，以致“明势家刘松潭”竟将“堆前石记[5]”移于“刘家大寨古堆前”，以便于在家门口就近承办祭席和接待前来祭祀的官员及社会显达。

三、“石记”与“和圣柳下惠之墓”碑分置两处。墓碑曾被埋，“后碑露，且因彼处为和圣墓，而柳下堆之祀遂废”[6]。这里说“柳下堆”之祀遂废，是因为刘松潭“移堆前石记于刘家古堆前”，将供祀场所转移到“刘家古堆前”所致。在一个村内供祀和圣，不可能在“柳下堆”即传说之柳下惠墓地与移来“石记”的“刘家大寨古堆”前，同时举行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刘松潭是当地“势家”，有权有势，他愿意怎么办，别人无可奈何，只能将错就错。如果较真，“柳下堆之祀”又何尝不错呢？在我们看来，供祀场所的变更并未改变“春秋供祀殷繁”的实质，相反，可能更利于“供祀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作为和圣后人还得感谢刘松潭老先生呢！

明[嘉靖十三年]《开州志·陵墓》“展禽墓”下注：“有闫禹钖诗及王崇庆赋”。在该《志》卷九，著录王崇庆《吊展禽赋》一首。“悼夫君之不幸兮，处同气而参商。民到今而疑其和兮，竟谁仰其直方？彼人而不与立兮，孰谓窃位之可流芳？相德容之渺幽兮，或庶几梦其耿光。抚荒台於夕照兮，但鴟鴞奋其翱翔。何浇俗之未可敦兮，思起夫子而对床。”这首赋的前半部分表达出对柳下惠生前身后境遇的不平，与后半部分对自己命运的感慨相呼应，抒发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
与[嘉靖]《开州志》相映成趣的是，在嘉靖三十四年（），汪子卿《泰山志·遗迹》亦写到了另一处柳下惠墓：“柳下惠墓：在（泰安）州东南一百里，至今村人尚多展姓者，村名曰柳里村。”

不仅柳里村“多展姓者”，在柳里村西南5公里处有村名王庄，“王庄有展氏茔”[7]。鲁大夫无骇远裔展旺，“世居鲁地徂徕之阳、汶水之阴”[8]。据清“蜀云毛老父台德政”碑文，展氏茔“旧有大碑，述其先祖自北宋迁于此，世代存亡甚悉。”这一带既有柳下惠墓，又有其后裔展氏生活于斯，则“春秋供祀”自不待言。而且，形成于隋唐的清明墓祭习俗在明代更大行其道。在鲁中地区还有一个古老风俗，于阴历十月一日一年农事完成之时，举行墓祭祀祖活动。另外，《展氏族谱》有和圣卒日[9]记载，按照传统，和圣后人也将在忌日这一天举行祭祀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：为什么在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鲜见祭祀柳下惠的记载，而到明嘉靖中期突然兴起供祀热潮了呢？《展氏族谱》在不经意间给出了一个答案：

“大明嘉靖六年敕奉皇上谕旨：古昔圣贤、帝王陵寝、祠墓，分谥号造册，详报咨部，毋违。”

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怎么样呢？著者想从《明史》中寻求证据。

《明史·礼志》虽无嘉靖六年谕旨的确切记载，但从嘉靖六年前后的诸多史料却可以理出一脉相承的踪迹：

“嘉靖时……府州县所祀，则社稷、风云雷雨、山川厉坛，先师庙[10]及所在帝王陵庙；各卫亦祭先师。至于庶人，亦得祭里社、谷神及祖父母、父母，并祀灶，载在祀典。虽时稍有更易，其大要莫能也。”

“嘉靖间，医院北。”

“嘉靖九年，更定郊祀。”

“嘉靖九年，定大祀遣官不行饮福礼。”

“嘉靖九年，大学士张璁言：先师祀典有当更正者……帝以为议论详正，并令礼部集议。”

嘉靖皇帝朱厚熜，并非先皇明武宗之子，而只是一名皇室成员。他继位后，“便想追尊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帝、皇后，并迎入太庙祭祀，结果与群臣发生了一场大冲突，他甚至十多年拒绝上朝，好不容易才达到目的。史载嘉靖十五年，献皇帝庙成。献皇帝正是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。嘉靖皇帝即位十五年后才终于能将父亲迎入太庙，可见这场斗争的艰难。也许是有切身体会，嘉靖皇帝对于民间祭祖问题才会表示同情，正是在这一年，嘉靖皇帝下令推恩，允许民间祭祀始祖。”[11]嘉靖皇帝在位44年，为完善礼制多有建树，而且有很大突破。他下谕旨，令各地将古昔圣贤祠墓摸底上报，符合其一贯思想行为。

话题再回到《展氏族谱》所载嘉靖六年谕旨上来。

嘉靖谕旨一颁，“道司蒙府官吏，照依咨案劄内事理，即便转饬所属。”[12]

於是，兖州“府宪刘大人题达报部，奉敕撤毁淫祠，建和圣木主，致备牲礼，以薦馨香。”

“府宪刘大人”，指江西新水人、兖州知府（又尊称滋邑侯）刘梦诗。据《展氏族谱》,刘梦诗于嘉靖六年到兖州。“莅任之初，恭谒圣祠。因祠庙隘小，心尝憾焉。适逢嘉靖七年奉敕撤毁淫祠，有东桥北尼寺一座，地势宏厂，殿宇辉煌。刘公乘此撤其佛像，逐其尼僧，廊庑改故，更为章贤书院，建和圣木主并丙吉等一十三人，于春秋祭享，使后人主奉祀。”故址在今兖州城里少陵东街路北小学院内。

这次“崇正黜邪、扶持世教”[13]行动是奉旨行事。对此，明嘉靖十一年（）赵镗所写《章贤书院碑记》[14]有较详细记载：

“兖州府治东，旧有尼僧寺一座，其来久矣。我圣天子登极之七年，是为嘉靖戊子，因诏下：‘有司祀之淫者，成毁之。’此尼寺者按法当废。于是郡守刘侯以其规模宏厂，地势高阜，遂改为书院。殿宇庑廊悉仍旧，撤其佛像，人其尼僧。”

刘梦诗变通执行圣旨，未将尼寺撤毁，而是改作“章贤书院”，也算是物尽其用吧。“建立木主，俾专其祀”者，是以柳下惠为首的13人。正中为柳下惠，两侧是汉代魏相、丙吉、龚遂、朱云、诸葛亮，晋代王祥、卞壶，唐代颜杲卿、颜真卿，梁代王彦章，金代李衍，元代孙，每侧各6人。这些人都是古鲁国境内历代忠、孝、节、义的代表人物。“诸贤之德业，焕乎与日月争光，昭乎如雷霆之震撼。”

尼寺改为书院之后，刘梦诗“进庠生常表等三十二人，于两庑讲读，用示标的。”[15]

这项工程，“经始于嘉靖乙丑”，即嘉靖八年（），“落成于庚寅”，也就是嘉靖九年（），历时一年有余。

在嘉靖八年，兖州知府刘梦诗还饱含崇敬之情，撰写了一篇《祭和圣祠文》[16]称颂和圣“道继唐虞，学开孔孟；三黜不去，直道而行；与偕不失，和训可风。”表示“用薦牲醴，聊表微诚。”

在嘉靖九年，刘梦诗又作《展氏族谱序》，赞扬柳下惠“继往开来，功泽后世”，实为“百世之师也”。他通过阅读《展氏族谱》，知“自周以建国朝，传圣教於当代……家学渊源，流芳徽音於奕禩者，亦不乏人。”

据清光绪十八年（）《展氏族谱》，“章贤书院”建和圣木主后，由和圣65代孙展澄渊（字永流），“主奉祀事，展氏奉祀始此。”“展氏奉祀始此”，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和标志。说明此前官方一直未放开民间祭祀始祖禁忌。

据“衍圣公府”档案记载，“嘉靖四十一年，鲁宗镇国中尉朱观（将章贤书院）改建为‘承训书院’，仍设和圣木主，享祀如初。”而“承袭奉祀”[17]的则是和圣66代孙展欣五（字克琴）。展欣五的另一大贡献是“重修族谱”。

在嘉靖年间，兖州不仅有“章贤书院”即后来的“承训书院”之设，还有对和圣祠的修复。

嘉靖辛丑（二十年，）进士、翰林院检讨东平人梁绍儒，曾为“兖郡城西”和圣祠重修撰写碑记，载入《展氏族谱》。后[光绪]《肥城县志·古迹》有著录，但文字稍有不同，想是编纂者有意为之。因为当时隶属肥城的展家洼也有一座和圣祠，删去“兖郡”字样，可以使人理解为重修的也许就是展家洼和圣祠。这就是所谓史家之曲笔吧！

梁绍儒《重修和圣祠碑记》，是一篇佳作。文以孟子论“三圣”（无“圣之任者”伊尹）开篇。点明“三圣”各有特点：“孔子，道在六经；伯夷，节高千古；柳下惠，和风百世。夷，比于秋之肃；惠，拟于春之温——则于时之义皆有当焉。”有“论者谓夷、惠行造其极，而偏于一，未若孔子行无辙迹、太和元气。”梁绍儒不赞同这种观点。他认为，“惠有时似夷，亦有时似孔子。”然后他进行深入分析：“直道事人，济世之念也”，似孔；“三公不易，冰雪之操也”，似夷；“裸裎不浼，覆载之量也”，似夷；“三黜不去，父母之邦也”，似孔；“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，委吏乘田之志也”，似孔；“遗佚不怨，阨穷不悯，西山采薇之思也”，似夷；“片言却敌，有类夹谷”，似孔；“穷老柳下，无异首阳”，似夷。应该说，梁绍儒对柳下惠性格多角度的分析独具慧眼，也很深刻。在“世风日降、炎凉百出”的现实社会中，柳下惠与孔子的道德思想各有其长。梁绍儒以医病为例，“去沉积，通闭塞，是有赖于硝磺；破寒结，荣肠胃，不无资于桂附，”“桂附之功，不在硝磺下”。柳下惠之和，如同肉桂香附在中药中所起的健胃、镇静和调经的功用一样。

在这篇《碑记》中，梁绍儒对和圣后人“绳先之志”，也嘉许之至。

（三）

在明代，记述和圣墓祠较多的是万历年间（～），可以间接地反映出祭祀柳下惠的情况。

万历十五年（）刊行的查志隆《岱史》、万历三十一年（）刊行的任弘烈《泰安州志》，均沿袭嘉靖三十四年（）汪子卿《泰山志》记述：

“柳下惠墓：在（泰安）州治东南一百里，至今村中尚多展姓者，村名曰柳里村。”

直到万历四十年（），宋焘《泰山纪事》仍记云：“至今柳里村有柳下惠墓。”

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，在半个多世纪内，柳里村的“柳下惠墓”还是有迹可寻的。按照从明嘉靖以来形成的惯例，当地官吏和柳下惠后裔于每年春秋供祀是不可或缺的典礼。

万历二十八年（），泰西平阴展家洼村和圣裔孙展经猷等，将本支祭田丈量后，在和圣祠“志一小石，恐日久年远，风雨剥蚀，故特藏于此，以作后世证据”。所幸这块碑刻历经年风雨，仍保存至今，文字尚清晰可辨。据此可知，当时祭田有17块，计亩。祭田如此之大，筹措祭资当无难处。

万历末年，在泰安城内东南隅（今军分区西院），修建了一座和圣祠（图），内塑和圣像（图）。《展氏族谱》所收《修泰安和圣祠碑记》云：“侯应瑜，字佩之，杞县举人。万历四十四年，莅任泰安创修和圣祠。”清[康熙]《泰安州志·祠宇》则将泰安知州侯应瑜在泰城东南隅建和圣祠时间记为万历四十五年（）。清[嘉庆]唐仲冕《岱览·岱阳下》同。一说“万历四十四年”，一说“万历四十五年”，到底孰是孰非？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。“万历四十四年”，是侯应瑜莅任泰安知州的时间。荏位之后，他做了许多善事：“心切民瘼，凡差徭不以纤毫累甲。设养田，立学校”[18]，而修和圣祠则是其善举之一，时间在万历四十五年。只是《展氏族谱》仅标明“荏任”，其它则连文而写罢了。“和圣祠”俗称“展家祠堂”，不仅官员祭祀，和圣后裔更是虔诚朝拜。

与此同时，河南濮阳（古开州）祭祀柳下惠的活动亦方兴未艾。“旧《志》：‘明万历中知州沈尧中特表其处（指州东南大寨村柳下堆），建碑增祀’。”[19]

需要指出的是，除了官方祭祀之外，还有一部分柳氏世居“大寨村”（原名刘家大寨古堆，今简称刘堌堆），自称为柳下惠之后。他们每年于清明节为始祖和圣祭扫坟墓，自是情理中事。

在明代兖州城外东南方向8.5公里处，有村名“和尚堂”。“本村原有明代末年建的‘和圣祠堂’，内供柳下惠塑像。查孟子曾称赞柳下惠为‘圣之和者也’，故名。村以此称‘和圣堂’，后转音为和尚堂。”

另外，在明代，兖州城里又建了一座“和圣祠”，位于城区东北的惠民街。“原有一座‘和圣祠’，建于明代，内奉和圣像。……旧时以为‘和圣’的德泽可以惠及当地百姓，故街名惠民街。”[20]

（四）

明朝末年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对柳下惠的祭祀活动也陷入了低潮。

明末肖协中《泰山小吏》记云，泰安州城东南百里柳里村，虽然“近尚多展姓者”，但柳下惠墓“已荒秽”。证明无人管护，更无人祭祀了。“近州守以创祠立胤为祀，请之上台，议未有成。”[21]

在兖州城西高庙村，“当明末兵乱，不知何人塑土司、雷公于祠（柳下惠墓祠）内”[22]破坏了和圣独尊的庄严格局。

在兖州城内，于明嘉靖四十一年改建成的“承训书院”（原为“章贤书院”），本来“设和圣木主，享祀如初”，但“衍圣公府”档案注明：“明季始废。”“此季”为“末”义。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：“此季世也”；又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：“惠公之季年”，皆为此种用法。“明季始废”，真实地反映出明朝末年古代圣贤地位的下降和社会道德的沦丧。

[1]友才：展友才。据民国五年《展氏族谱》，友才为和圣68代孙。

[2]青益：青州益都县。

[3]据吴强华《家谱》（重庆出版社年1月第1版）：“明朝初期，尽管政府公布了新的家庙制度，但民间建置祠堂及追祭远祖的违例事例却层出不穷。嘉靖十五年（），礼部尚书夏言上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》，称：‘臣民不得祭其始祖、先祖，而庙制亦未有定制，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，尚有未尽申之情……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……乞诏天下臣工立家庙。’很快，嘉靖皇帝下诏允许士民祭祀四世祖，同时允许官民在冬至日祭祀始祖。’”展友才在洪武年间“创修祠庙”，实属突破成例。至于隆庆六年“建修拜殿”，则在嘉靖放宽限制以后，可行而又可信。

[4]焦作市文物局文件：焦文物字（）68号《关于将和圣祠列为文物古迹点进行保护的通知》。

[5]石记：内容不详。可能是明[嘉靖]《开州志》所载“闫禹钖诗及王崇庆赋。”

[6]清[光绪]《开州志·古迹》。

[7]“泰安县蜀云毛老父台德政”碑文。

[8]元鹿思固：《展氏先茔之记》。见清代金棨《泰山志·金石》。

[9]“衍圣公府”档案号卷宗：“（鲁）文公六年庚子和圣年百岁，冬十有二月辛亥朔三日卒。”

[10]先师庙：孔子庙。

[11]吴强华：《家谱》，重庆出版社出版，年1月第1版，第85页。

[12]据山东肥城演马庄村展宝明所藏清光绪十八年（）《展氏族谱》。

[13]见“衍圣公府”档案号卷宗《章贤书院碑记》。

[14]见“衍圣公府”档案号卷宗。

[15]赵镗：《章贤书院碑记》。